路友于 路友于(1895～1927)，名汝悌，字友于，山东诸城昌城人（今诸城市昌城镇），1895年1月出生于路家道口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自幼聪颖，沉默好学，敦厚老实。他1911年入诸城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同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路友于剪发示志，被“族人视为叛逆”；与同学组织“歃血团”“决死队”，积极响应革命。不久，诸城独立，又参加了保卫独立的战斗。
1915年，路友于到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担任第七班班长、学生会领导成员。他目光远大，性情豪爽，嫉恶如仇，深得同学的信服。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同盟会会员，思想上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十分关心国家的前途，关注民众的疾苦，经常披阅两幅地图：一幅是中国的，一幅是世界的，常为富饶却贫困的祖国被帝国主义欺凌而切齿，为自己不能为国家为民众做一点事情而扼腕。路友于在学校里以能文著名，与王统照、杨金城被誉为“诸城三杰”。他的文章无不抒发忧国忧民之感情，气势豪迈，激情满怀，在师生中影响很大。当他读到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一文时，不禁拍案叫绝，连声赞叹，从此对李大钊产生由衷倾慕之情。
1918年，路友于从省立一中毕业即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20年因病回国去烟台疗养，1922年赴济南柳埠休养，下半年赴北京任《益世报》编辑，同时为北京大学旁听生。1923年，经丁惟汾、王乐平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路友于和共产党员李大钊、于树德，国民党员丁惟汾、于右任等，于1924年3月在北京翠花胡同8号建立了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路友于任候补执行委员兼秘书，负责执行部日常工作。北方国共两党的工作都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之下，因此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实际上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同年秋，路友于赴山西，介绍王振钧、纪亮加入国民党，成立该省党部，赴河南联络该省同志成立河南省党部。他热诚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为维护、发展国共合作，发动北方革命，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做了不少工作。
1924年5月21日，中国近代对外第一个平等条约———《中苏协定》签订，中苏邦交也同时建立。路友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为了纪念中苏之间的真诚友谊，遂给儿子改名为强谊，意思是加强和发展这种友谊；给女儿改名为端谊，意思是珍惜这种友谊，使之沿着一条端正的道路前进。他及时深入地宣传《中苏协定》签订的伟大意义，对于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运动的开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为此，路友于奔走于各群众团体和报社。《益世报》一位编辑由于对签订《中苏协定》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组版时漏掉了一篇重要新闻，路友于立即与其促膝长谈，使这位编辑心悦诚服，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
1925年1月4日，路友于与王乐平等10余人以山东代表身份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宣言》，后路友于被国民会议促成总会第一次筹备会推选为文书。3月1日，路友于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国共两党合作，为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而召开的。之后在李大钊领导下，路友于积极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关税自主运动，参与组织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的工作。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路友于任治丧处主编，主持编辑了《孙中山先生荣哀录》。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人民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在李大钊领导下，连续举行规模空前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6月10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北京国民大会，通过了由路友于起草、李大钊最后审阅的《北京国民大会宣言》，《宣言》最后郑重宣告：“自惨案发生后，举凡一切不平等条约，即失去效力，中国公民，绝不承认其束缚能力，本国政府，即应本此民意执行。”《宣言》文笔犀利，言辞振聋发聩，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充分显示了路友于非凡的文笔。据刘清杨回忆：“无论是(北京市)党部或人民团体的宣言，多是出之于他(路友于)的手笔，因为他的作品感人至深，动人至切，几乎每个人都会由于他的鼓励而奋起。”路友于用他锋利的笔，为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26年1月，路友于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继续维护国共合作，开展北方革命运动。他边批判、抵制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政策，边揭露北洋军阀投降卖国和镇压人民的罪行。3月12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炮台挑起大沽口事件后，北京掀起了强大的群众反帝浪潮。为镇压这一运动，段祺瑞政府制造了血腥屠杀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称1926年3月18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这次斗争中，路友于始终热心地协助李大钊进行组织、发动与处理善后的工作，奔走操劳，寝不安枕。“三一八”惨案是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序幕，自此，革命进入低潮，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不得不迁入东交民巷庚子赔款委员会办公。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日益尖锐复杂。为了壮大左派阵营和击退逆流，经路友于倡议，成立了国民党左派组织———“中山主义大同盟”及学术团体———“奋进学社”，同企图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对国民党右派所散布的反动谬论，路友于十分愤慨，他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经常在基层召开辩论会，从理论上批判他们“反共”“溶共”的反动本质，当时在国民党内部曾有“路友于舌战群右”的说法。国民党右派则四处散布什么“路友于带着一伙人搞左倾”“路友于被赤化了”等等滥调，借以攻击他，从而破坏国共合作，反对革命运动。路友于的革命活动起了很好的作用，使“三大政策”的理论在北京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内占了上风。北方执行部的某些负责人，以国民党元老自居，说国共合作是形式，国民党是正统，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和李大钊等发生争论。路友于总是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国民党也要走共产党的道路，走共产主义之路。”同时组织力量到基层宣传解释两党合作的重大意义，公开批评党内某些错误观点，告诫青年们坚持国共合作的立场。
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李大钊不断加深对路友于的了解，也更加信任和倚重路友于。在路友于和李大钊的努力下，1927年1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进行的选举左派大获全胜，右派受到打击和孤立。选举中，路友于当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长。在处理内部矛盾时，李大钊总是先同路友于交换意见，并通过路友于做国民党在北京的上层人士的工作，把不少人争取到革命一边，进一步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右派。时值奉系军阀张作霖疯狂镇压革命运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决定撤离北京，路友于不顾个人安危，仍随李大钊留在北京坚持斗争。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和帝国主义驻华使馆秘密勾结，公然破坏国际公法，派遣宪兵、军警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逮捕了路友于和李大钊等数十人。
在路友于被捕的前3天，苏联使馆周围已布满行动诡密的密探，进出的人都受到监视和跟踪，形势已非常危急。路友于却冒着风险出去探望一位患肺病准备到外地疗养的朋友，这位朋友深为路友于的安全担心，再三劝他到外地躲避几天。当时路友于也有肺病征兆，也很想到外地疗养一下，但考虑到工作需要，他婉言谢绝了朋友的劝告。
路友于被捕后，日本人同年4月13日在北京办的报纸《顺天时报》以《被捕中之两个人物———李大钊与路友于》为标题作了报道：“此次被捕党人，除李大钊为著名学者外，其路友于一名，外间多未详悉。兹闻路为山东人，年约30，曾留学日本，其为人沉默寡言，读书最能攻苦，尝致力于中西文学，每有所作，下笔千言，词采甚壮，雅为侪辈所推许。归国后，旅居京师，目睹时局之紊乱，颇受刺激，与友人谈论，辄唏嘘慷慨，谓当努力国事……。”在敌人的监狱中、法庭上，路友于被作为要犯审讯，身心备受摧残，但他宁死不屈，表现了对革命的无限忠贞。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公然发布屠杀令，指控路友于和李大钊、谭祖尧、谢伯俞、邓文辉、张挹兰等20位革命志士“组织党部，宣传赤化”，又谓“意图扰害治安，颠覆政府”。李大钊和路友于最先登上张作霖从外国买来的绞刑架，英勇就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路友于牺牲时，年仅32岁。
路友于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民主革命的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其颁发了《烈士证明书》，中央组织部将他编入英名录。路友于就义后，由亲友们帮助安葬在北京西山脚下，因多年变迁，墓、碑均被毁。1983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旁边，重新为路友于建立了纪念碑，与李大钊烈士陵园同时落成。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为纪念碑撰写了碑文。碑文记述了路友于的生平事略，对他光荣战斗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诸城市委党史研究中心刘培泉供稿)
